最慢的是活着(6)

分类:文学小说|作者:乔叶|发布时间:2015-04-16 22:13:00|

我回到了家乡小镇教书。这时大哥已经在县里一个重要局委担任了副职,成了颇有头脸的人物。姐姐已经出嫁到离杨庄四十多里的一个村庄,二哥在郑州读财经大学。偌大的院子里,只有我,妈妈和她三个女人常住。父亲生病期间,母亲信了基督教。此时也已经退休,整天在信徒和教堂之间奔走忙碌,把充裕的时间奉献给了主。家里剩下的,常常只有我和她。——不,我早出晚归地去上班,家里只有她。
  至今我仍然想象不出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光是怎么度过的。只知道她一天天地老了下去。不,不是一天天,而是半天半天的老下去。每当我早上去上班,中午回来的时候,就觉得她比早上要老一些。而当我黄昏归来,又觉得她比中午时分更老。本来就不爱笑的她,更不笑了。我们两个默默相对地吃完饭,我看电视,她也坐在一边,但是手里不闲着。总要干点儿什么:剥点儿花生,或者玉米。坐一会儿,我们就去睡觉。她睡堂屋西里间,我睡堂屋东里间。母亲回来睡东厢房。
  每当看到她更老的样子,我就会想:照这样的速度老下去,她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呢?一个人,每天每天都会老,最终会老到什么地步呢?
  她的性情比以往也有了很大改变。不再串门聊天,也不允许街坊邻居们在我家久坐。但凡有客,她都是一副木木的样子,说不上冷淡,但绝对也谈不上欢迎。于是客人们就很快讪讪地走了。我当然知道这是因为父亲的缘故,就劝解她,说她应该多去和人聊聊,转移转移情绪。再想有什么用?反正父亲已经不在了。她拒绝了。她说:“我没养好儿子,儿子走到了我前边儿,白发人送黑发人,老败兴。他不在了,我还在。儿子死了,当娘的还到人跟前举头竖脸,我没那心劲儿。”
  她硬硬地说着。哭了。我也哭了。我擦干泪,看见泪水流在她皱纹交错的脸上,如雨落在旱地里。这是我第一次那么仔细地看着她哭。我想找块毛巾给她擦擦泪,却始终没有动。即使手边有毛巾,我想我也做不出来。我和她之间,从没有这么柔软的表达。如果做了,对彼此也许都是一种惊吓。
  父亲的遗像,一直朝下扣在桌子上。
  有一天,我下班早了些,一进门就看见她在摸着父亲那张扣着的遗像。她说:“上头我命硬,下头二妞命硬。我们两头都克着你,你怎么能受得住呢?是受不住。是受不住。”
  我悄悄地退了出去。又难过,又委屈。原来她一直是这么认为的!原来她还是一直这么在意我的命硬,就像在意她的。——后来我才知道,她生于正月十五。青年丧夫,老年丧子,她的命是够硬的。但我不服气。我怎么能服气呢?父亲得的是胃癌,和我和她有什么关系?!我们并没有偷了父亲的寿,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栽赃?我不明白她这么做只是因为无法疏导过于浓郁的悲痛,只好自己给自己一个说法。那时我才十八岁,我怎么可能明白呢?不过,值得安慰的是,我当时什么都没说。我知道我的委屈和她的悲伤相比,没有发作的比重。
  工资每月九十八元,只要发了我就买各种各样的吃食和玩意儿,大包小包地往回拿。我买了一把星海牌吉他,月光很好的晚上就在大门口的石板上练指法。还买了录音机,洗衣服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听着费翔和邓丽君的歌声。第一个春节来临之前,我给她和妈妈各买了一件毛衣。每件四十元。妈妈没说什么,喜滋滋地穿上了,她却勃然大怒。——我乐了。这是父亲去世后,她第一次发怒。
  “败家子儿!就这么会花钱!我不穿这毛衣!”
  “你不穿我送别人穿。”我说,“我还不信没人要。”
  “贵巴巴的你送谁?你敢送?”她说着就把毛衣藏到了箱子里。那是件带花的深红色对襟毛衣。领子和袖口都镶着很古典的图案。
  九十八元的工资在当时已经很让乡里人眼红了,却很快就让我失去了新鲜感。孩子王的身份更让我觉得无趣。第二个学期,我开始迟到,早退,应付差事。校长见我太不成体统,就试图对我因材施教。他每天早上都站在学校门口,一见我迟到就让我和迟到的学生站在一起。我哪能受得了这个,掉头就回家睡回笼觉。最典型的一次,是连着迟到了两周,也就旷工了两周。所有的人都拿我无可奈何,而我却不自知——最过分的任性大约就是这种状况了:别人都知道你的过分,只有你不自知。
  每次看到我回家睡回笼觉她都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情:一个放着人民教师这样光荣的职业却不好好干的女孩子,她在闹腾什么呢?她显然不明白,似乎也没有兴致去弄明白。她只是一到周末就等在村头,等她的两个孙子从县城和省城回来看她。——她的注意力终于在不知不觉间从父亲身上分散到了孙子们身上。每到周末,我们家的饭菜就格外好:猪头肉切得细细的,烙饼摊得薄薄的,粥熬得浓浓的。然而只要两个哥哥不回来,我就都不能动。直到过了饭时,确定他们不会回来了,她才会说:“吃吧。”
  我才不吃呢。假装看电视,不理她。
  “死丫头,这么好的饭你不吃,不糟蹋东西?”
  “又不是给我做的,我不吃。”
  “不是给你做的,给狗做的?”
  “可不是给狗做的么?”我伶牙俐齿,一点儿也不饶她,“可惜你那两只狗跑得太远,把家门儿都忘了。”
  有时候。实在闲极无聊,她也会和我讲一些家常话。话题还是离不开她的两个宝贝孙子:大哥如何从小就爱吃糖,所以外号叫李糖迷。二哥小时候如何胖,给他擦屁股的时候半天都掰不开屁股缝儿……也会有一些关于姐姐的片段,如何乖巧,如何懂事。却没有我的。
  “奶奶,”我故意说,“讲讲我的呗。”
  “你?”她犹豫了一下,“没有。”
  “好的没有,坏的还没有?”
  “坏的么,倒是有的。”她笑了。讲我如何把她的鞋放在蒸馍锅里和馒头一起蒸,只因她说她的鞋子干净我的鞋子脏。我如何故意用竹竿打东厢房门口的那棵枣树,只因她说过这样会把枣树打死。我如何隔三岔五地偷个鸡蛋去小卖店换糯米糕吃,还仔细叮嘱老板不要跟她讲。其中有一件最有趣:一次,她在门口买凉粉,我帮她算账,故意多算了两毛钱。等她回家后,我才追了两条街跟那卖凉粉的人把两毛钱要了回来。她左思右想觉得钱不够数,也去追那卖凉粉的人,等她终于明白真相时,我已经把两毛钱的瓜子嗑完了。
  我们哈哈大笑。没有猜忌,没有成见,没有不满。真真正正是一家人在一起拉家常的样子。她嘴里的我是如此顽劣,如此可爱。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。
  但这种和谐甚至是温馨的时光是不多的。总的来说我和她的关系还是相当冷漠。有时会吵架,有时会客气,——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获得某种自然而然的程度加深的尊重,她对我的客气显然是基于这点。
  我的工作状态越来越糟糕。学年终考,我的学生考试成绩在全镇排名中倒数第一。平日的邋遢和成绩的耻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因果关系,作为误人子弟的败类我不容原谅。终于在一次全校例行的象征性的应聘选举中,我成了实质性落聘的第一人。惩罚的结果是把我发配到一个偏远的村小教书。我当然不肯去,也不能再在镇里呆下去,短暂的考虑之后我决定停薪留职。之前一些和我一样不安分当老师的师范同学已经有好几个南下打工,我和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。
  正犹豫着怎么和她们开口,一件事加速了我的进程。那天,我起得早,走到厨房门口,听见妈妈正在低声埋怨她:“……你要是当时叫大宝给她跑跑关系,留到县里,只怕她现在也不会弄得这么拾不起来。”
  “她拾不起来是她自己软。能怨我?”
  “丝瓜要长还得搭个架呢。一个孩子,放着关系不让用,非留在身边。你看她是个翅膀小的?”
  “那几个白眼狼都跑得八竿子打不着,不留一个,有个病的灾的去指靠谁?”
  一切全明白了。原来还是奶奶作祟,在清晨明媚的阳光中,我气得脑门发胀。我推开厨房的门,目光如炬,声音如铁,铿锵有力地向她们宣言:“我也是个白眼狼!别指靠我!我也要走了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