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大雪封门

分类:文学小说|作者:徐则臣|发布时间:2015-04-21 22:21:11|

宝来被打成傻子回了花街,北京的冬天就来了。冷风扒住门框往屋里吹,门后挡风的塑料布裂开细长的口子,像只冻僵的口哨,屁大的风都能把它吹响。行健缩在被窝里说,让它响,我就不信首都的冬天能他妈的冻死人。我就把图钉和马夹袋放下,爬上床。风进屋里吹小口哨,风在屋外吹大口哨,我在被窝里闭上眼,看见黑色的西北风如同洪水卷过屋顶,宝来的小木凳被风拉倒,从屋顶的这头拖到那头,就算在大风里,我也能听见木凳拖地的声音,像一个胖子穿着四十一码的硬跟皮鞋从屋顶上走过。宝来被送回花街那天,我把那双万里牌皮鞋递给他爸,他爸拎着鞋对着行李袋比画一下,准确地扔进门旁的垃圾桶里:都破成了这样。那只小木凳也是宝来的,他走后就一直留在屋顶上,被风从那头刮到这头,再刮回去。

  第二天一早,我爬上屋顶想把凳子拿下来。一夜北风掘地三尺,屋顶上比水洗得还干净。经年的尘土和杂物都不见了,沥青浇过的地面露出来。凳子卡在屋顶东南角,我费力地拽出来,吹掉上面看不见的尘灰坐上去。天也被吹干净了,像安静的湖面。我的脑袋突然开始疼,果然,一群鸽子从南边兜着圈子飞过来,鸽哨声如十一面铜锣在远处敲响。我在屋顶上喊:

  “它们来了!”

  他们俩一边伸着棉袄袖子一边往屋顶上爬,嘴里各叼一把弹弓。他们觉得大冬天最快活的莫过于抱着炉子煲鸡吃,比鸡味道更好的是鸽子。“大补,”米箩说,“滋阴壮阳,要怀孕的娘儿们只要吃够九十九只鸽子,一准生儿子。”男人吃够了九十九只,就是钻进女人堆里,出来也还是一条好汉。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理论。不到一个月,他们俩已经打下五只鸽子。

  我不讨厌鸽子,讨厌的是鸽哨。那种陈旧的变成昏黄色的明晃晃的声音,一圈一圈地绕着我脑袋转,越转越快,越转越紧,像紧箍咒直往我脑仁里扎。神经衰弱也像紧箍咒,转着圈子勒紧我的头。它们有相似的频率和振幅,听见鸽哨我立马感到神经衰弱加重了,头疼得想撞墙。如果我是一只鸽子,不幸跟它们一起转圈飞,我肯定要疯掉。

  “你当不成鸽子。”行健说,“你就管掐指一算,看它们什么时候飞过来。我和米箩负责把它们弄下来。”

  那不是算,是感觉。像书上讲的蝙蝠接收的超声波一样,鸽哨大老远就能跟我的神经衰弱合上拍。那天早上鸽子们的头脑肯定也坏了,围着我们屋顶翻来覆去地转圈飞。飞又不靠近飞,绕大圈子,都在弹弓射程之外,让行健和米箩气得跳脚。他们光着脚只穿条秋裤,嘴唇冻得乌青。他们把所有石子都打光了,骂骂咧咧下了屋顶,钻回进热被窝。我在屋顶上来回跑,骂那些浑蛋鸽子。没用,人家根本不听你的,该怎么绕圈子还怎么绕。以我丰富的神经衰弱经验,这时候能止住头疼的最好办法,除了吃药就是跑步。我决定跑步。难得北京的空气如此之好,不跑浪费了。

  到了地上,发现和鸽子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。它们其实并非绕着我们的屋顶转圈,而是围着附近的几条巷子飞。狗日的,我要把你们彻底赶走。这个场景一定相当怪诞:一个人在北京西郊的巷子里奔跑,嘴里冒着白气,头顶上是鸽群;他边跑边对着天空大喊大叫。我跑了至少一刻钟,一只鸽子也没能赶走。它们起起落落,依然在那个巨大的圆形轨道上。它们并非不怕我,我在地上张牙舞爪地比画,它们就飞得更快更高。所以,这个场景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群鸽子被我追着跑。然后我身后出现了一个晨跑者。

  那个白净瘦小的年轻人像个初中生,起码比我要小。他低着头跟在我身后,头发支棱着,简直就是图画里的雷震子的弟弟。此人和我同一步调,我快他快,我慢他也慢,我们之间保持着一个恒定不变的距离,八米左右。他的路线和我也高度一致。在第三个人看来,我们俩是在一块儿追鸽子。如果在跑道上,即使身后有三五十人跟着你也不会在意,但在这冷飕飕的巷子里,就这么一个人跟在你屁股后头,你也会觉得不爽,比三五十人捆在一起还让你不爽。那感觉很怪异,如同你在被追赶、被模仿、被威胁,甚至被取笑,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洁感。反正我不喜欢,但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让我觉得,这家伙也不容易,不跟他一般见识了。如果我猜得不错,他那小身板也就够跑两千米,多五十米都得倒下。他要执意像个影子粘在我身后,我完全可以拖垮他。但我停了下来。跑一阵子脑袋就舒服了。过一阵子脑袋又不舒服了。所以我自己也摸不透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撒腿就跑。

  第二天,我从屋顶上下来。那群鸽子从南边飞过来了,我得提前把它们赶走。行健和米箩嫌冷,不愿意从热被窝里出来。我迎着它们跑,一路嗷嗷地叫。它们掉头往回飞,然后我觉得大脑皮层上出现了另一个人的脚步声。如果你得过神经衰弱,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:我们的神经如此脆弱,头疼的时候任何一点小动静都像发生在我们的脑门儿上。我扭回头又看见昨天的那个初中生。他穿着滑雪衫,头发变得像张雨生那样柔软,在风里颠动飘拂。我把鸽子赶到七条巷子以南,停下来,看着他从我身边跑过。他跟着鸽群一路往南跑。

  行健和米箩又打下两只鸽子。它们像失事的三叉戟一头栽下来,在冰凉的水泥路面上撞歪了嘴。煮熟的鸽子味道的确很好,在大冬天玻璃一样清冽的空气里,香味也可以飘到五十米开外;我从吃到的细细的鸽子脖还有喝到的鸽子汤里得出结论,胜过鸡汤起码两倍。天冷了,鸽子身上聚满了脂肪和肉。

  如果我是鸽子,牺牲了那么多同胞以后,我绝对不会再往那个屋顶附近凑;可是鸽子不是我,每天总要飞过来那么一两回。我把赶鸽子当成了锻炼,跑啊跑,正好治神经衰弱。反正我白天没事。第三次见到那个初中生,他不是跟在我后头,而是堵在我眼前;我拐进驴肉火烧店的那条巷子,一个小个子攥着拳头,最大限度地贴到我跟前。

  “你看见我的鸽子了吗?”他说南方咬着舌头的普通话。看得出来,他很想把自己弄得凶狠一点儿。

  “你的鸽子?”我明白了。我往天上指,那群鸽子快把我吵死了。

  “我的鸽子又少了两只!”

  “要是我的头疼好不了,我把它们追到越南去!”

  “我的鸽子又少了两只。”

  “所以你就跟着我?”

  “我见过你。”他看着我,突然有些难为情,“在花川广场门口,我看见那胖子被人打了。”

  他说的胖子是宝来。宝来为了一个不认识的女孩,在酒吧门口被几个混混儿打坏了脑袋,成了傻子,被他爸带回了老家。他说的花川广场是个酒吧,这辈子我也不打算再进去。

  “我帮不了你们,”他又说,“自行车腿坏了,车笼子里装满鸽子。我只能帮你们喊人。我对过路的人喊,打架了,要出人命啦,快来救人啊。”

  我一点儿想不起听过这样咬着舌头的普通话。不过我记得当时好像是闻到过一股热烘烘的鸡屎味,原来是鸽子。他这小身板的确帮不了我们。

  “你养鸽子?”

  “我放鸽子。”他说,“你要没看见——那我先走了。”

  走了好,要不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少了的七只鸽子。七只,我想象我们三个人又吃又喝打着饱嗝,的确不是个小数目。

  接下来的几天,在屋顶上看见鸽群飞来,我不再叫醒行健和米箩;我追着鸽群跑步时,身后也不再有人尾随。我知道我辜负了他的信任,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明白这一点。因为不安,反倒不那么反感鸽哨的声音了。走在大街上,对所有长羽毛的、能飞的东西都敏感起来,电线上挂了个塑料袋我也会盯着看上半天。

  有天中午我去洪三万那里拿墨水,经过中关村大街,看见一群鸽子在当代商城门前的人行道上蹦来蹦去,那鸽子看着眼熟。已经天寒地冻,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还在和鸽子玩,还有一对对情侣,露着通红的腮帮子跟鸽子合影。这个我懂,你买一袋鸽粮喂它们,你就可以和每一只鸽子照一张相。我在欢快的人和鸽子群里看见一个人冰锅冷灶地坐着,缩着脑袋,脖子几乎完全顿进了大衣领子里。这个冬天的确很冷,阳光像害了病一样虚弱。他的头发柔顺,他的个头小,脸白净,鼻尖上挂着一滴清水鼻涕。我走到他面前,说:

  “一袋鸽粮。”

  “是你呀!”他站起来,大衣扣子挂掉了四袋鸽粮。

  很小的透明塑料袋,装着八十到一百粒左右的麦粒,一块五一袋。我帮他捡起来。旁边是他的自行车和两个鸽子笼,落满鸽子粪的飞鸽牌旧自行车靠花墙倚着,果然没腿。他放的是广场鸽。我给每一只鸽子免费喂了两粒粮食。他把马扎让给我,自己铺了张报纸坐在钢筋焊成的鸽子笼上。

  “鸽子越来越少了。”他说,又把脖子往大衣里顿了顿。

  “你冷?”

  “鸽子也冷。”

  这个叫林慧聪的南方人,竟然比我还大两岁,家快远到了中国的最南端。去年结束高考,作文写走了题,连专科也没考上。当然在他们那里,能考上专科已经很好了。考的是材料加半命题作文。材料是,一人一年栽三棵树,一座山需要十万棵树,一个春天至少需要十三亿棵树,云云。挺诗意。题目是《如果……》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,上来就写《如果大雪封门》。说实话,他们那里的阅卷老师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看见过雪长什么样,更想象不出什么是大雪封门。他洋洋洒洒地将种树和大雪写到了一起,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逻辑。在阅卷老师看来,走题走大了。一百五十分的卷子,他对半都没考到。

  父亲问他:“怎么说?”

  他说:“我去北京。”

  在中国,你如果问别人想去哪里,半数以上会告诉你,北京。林慧聪也想去,他去北京不是想看天安门,而是想看到了冬天下大雪是什么样子。他想去北京也是因为他叔叔在北京。很多年前林家老二用刀捅了人,以为出了人命,吓得当夜扒火车来了北京。他是个养殖员,因为跟别人斗鸡斗红了眼,顺手把刀子拔出来了。来了就没回去,偶尔寄点儿钱回去,让家里人都以为他发大了。林慧聪他爹自豪地说,那好,投奔你二叔,你也能过上北京的好日子。他就买了张火车站票到了北京,下车脱掉鞋,看见脚肿得像两条难看的大面包。

  二叔没有想象中那样西装革履地来接他,穿得甚至比老家人还随意,衣服上有星星点点可疑的灰白点子。林慧聪出溜两下鼻子,问:“还是鸡屎?”

  “不,鸽屎!”二叔吐口唾沫到手指上,细心地擦掉老头衫上的一粒鸽子屎,“这玩意儿干净!”

  林家老二在北京干过不少杂活,发现还是老本行最可靠,由养鸡变成了养鸽子的。不知道他走了什么狗屎运,弄到了放广场鸽的差事。他负责养鸽子,定时定点往北京的各个公共场所和景点送,供市民和游客赏玩。这事看上去不起眼,其实挺有赚头,公益事业,上面要给他钱的。此外你可以创收,一袋鸽粮一块五,卖多少都是你的。鸽子太多他忙不过来,侄儿来了正好,他给他两笼,别的不管,他只拿鸽粮的提成,一袋他拿五毛,剩下都归慧聪。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慧聪自己管。

  “管得了么?”我问他。我知道在北京自己管自己的人绝大部分都管不好。

  “凑合。”他说,“就是有点儿冷。”

  冬天的太阳下得快,光线一软人就开始往家跑。的确是冷,人越来越少,显得鸽子就越来越多。慧聪决定收摊,对着鸽子吹了一曲别扭的口哨,鸽子踱着方步往笼子前靠,它们的脖子也缩起来。

  慧聪住七条巷子以南。那房子说凑合是抬举它了,暖气不行。也是平房,房东是个抠门的老太太,自己房间里生了个煤球炉,一天到晚抱着炉子过日子。她暖和了就不管房客,想起来才往暖气炉子加块煤,想不起来拉倒。慧聪经常半夜迷迷糊糊摸到暖气片,冰得人突然就清醒了。他提过意见,老太太说,知足吧你,鸽子的房租我一分没要你!慧聪说,鸽子不住屋里啊。院子也是我家的,老太太说,要按人头算,每个月你都欠我上万块钱。慧聪立马不敢吭声了。这一群鸽子,每只鸽子每晚咕哝两声,一夜下来,也像一群人说了通宵的悄悄话,吵也吵死了。老太太不找茬算不错了。

  “我就是怕冷。”慧聪为自己是个怕冷的南方人难为情,“我就盼着能下一场大雪。”

  大雪总会下的。天气预报说了,最近一股西伯利亚寒流将要进京。不过天气预报也不一定准,大部分时候你也搞不清他们究竟在说哪个地方。但我还是坚定地告诉他,大雪总要下的。不下雪的冬天叫什么冬天。

  完全是出于同情,回到住处我和行健、米箩说起慧聪,问他们,是不是可以让他和我们一起住。我们屋里的暖气好,房东是个修自行车的,好几口烧酒,我们就隔三岔五送瓶“小二”给他,弄得他把我们当成亲戚,暖气烧得不遗余力。有时候我们懒得出去吃饭,他还会把自己的煤球炉借给我们,七只鸽子都是在他的炉子上煮熟的。

  “好是好,”米箩说,“他要知道我们吃了他七只鸽子怎么办?”

  “管他!”行健说,“让他来,房租交上来咱们买酒喝。还有,总得给两只鸽子啥的做见面礼吧?”

  我屁颠屁颠到七条巷子以南。慧聪很想和我们一起住,但他无论如何舍不得鸽子,他情愿送我们一只老母鸡。我告诉他,我们三个都是打小广告的。小广告你知道吗?就是在纸上、墙上、马路牙子上和电线杆子上印上一个电话,如果你需要假毕业证、驾驶证、记者证、停车证、身份证、结婚证、护照以及这世上可能存在的所有证件,拨打这个电话,洪三万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。电话号码是洪三万的。洪三万是我姑父,办假证的,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刻在一块山芋上或者萝卜上,一手拿着山芋或者萝卜,一手拿着浸了墨水的海绵,印一下墨水往纸上、墙上、马路牙子上和电线杆上盖一个戳。有事找洪三万去。宝来被打坏头脑之前,和我一样都是给我姑父打广告的。行健和米箩也干这个,老板是陈兴多。

  “我知道你们干这个,昼伏夜出。”慧聪不觉得这职业有什么不妥,“我还知道你们经常爬到屋顶上打牌。”

  没错,我们晚上出去打广告,因为安全;白天睡大觉,无聊得只好打牌。我帮着慧聪把被褥往我们屋里搬,他睡宝来那张床。随行李他还带来一只褪了毛的鸡。那天中午,行健和米箩围着炉子,看着滚沸的鸡汤吞咽口水,我和慧聪在门外重新给鸽子们搭窝。很简单,一排铺了枯草和棉花的木盒子,门打开,它们进去,关上,它们老老实实地睡觉。鸽子们像我们一样住集体宿舍,三四只鸽子一间屋。我们找了一些石棉瓦、硬纸箱和布头把鸽子房包挡起来,防风又保暖。要是四面透风,鸽子房等于冰箱。

  那只鸡是我们的牙祭,配上我在杂货店买的两瓶二锅头,汤汤水水下去后我有点儿晕,行健和米箩有点儿燥,慧聪有点儿热。我想睡觉,行健和米箩想找女人,慧聪要到屋顶上吹一吹。他很多次看过我们在屋顶上打牌。

  风把屋顶上的天吹得很大,烧暖气的几根烟囱在远处冒烟,被风扯开来像几把巨大的扫帚。行健和米箩对屋顶上挥挥手,诡异地出了门。他们俩肯定会把省下的那点儿钱用在某个肥白的身子上。

  “我一直想到你们的屋顶上,”慧聪踩着宝来的凳子让自己站得更高,悠远地四处张望,“你们扔掉一张牌,抬个头就能看见北京。”

  我跟他说,其实这地方没什么好看的,除了高楼就是大厦,跟咱们屁关系没有。我还跟他说,穿行在远处那些楼群丛林里时,我感觉像走在老家的运河里,一个猛子扎下去,不露头,踩着水晕晕乎乎往前走。

  “我想看见大雪把整座城市覆盖住。你能想象那会有多壮观吗?”说话时慧聪辅以宏伟的手势,基本上能够观古今于须臾、抚四海于一瞬了。

  他又回到他的“大雪封门”了。让我动用一下想象力,如果大雪包裹了北京,此刻站在屋顶上我能看见什么呢?那将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,将是银装素裹无始无终,将是均贫富等贵贱,将是高楼不再高、平房不再低,高和低只表示雪堆积得厚薄不同而已——北京就会像我读过的童话里的世界,清洁、安宁、饱满、祥和,每一个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走出来的人都是对方的亲戚。

  “下了大雪你想干什么?”他问。

  不知道。我见过雪,也见过大雪,在过去很多个大雪天里我都无所事事,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。

  “我要踩着厚厚的大雪,咯吱咯吱把北京城走遍。”

  几只鸽子从院子里起飞,跟着哗啦啦一片都飞起来。超声波一般的声音又来了。“能把鸽哨摘了吗?”我抱着脑袋问。

  “这就摘。”慧聪准备从屋顶上下去,“戴鸽哨是为了防止小鸽子出门找不到家。”

  训练鸽子习惯新家,花了慧聪好几天时间。他就用他不成调的口哨把一切顺利搞定了。没了鸽哨我还是很喜欢鸽子的,每天看它们起起落落觉得挺喜庆,好像身边多了一群朋友。但是鸽子隔三岔五在少。我弄不清原因,附近没有鸽群,不存在被拐跑的可能。我也没看见行健和米箩明目张胆地射杀过,他们的弹弓放在哪儿我很清楚。不过这事也说不好。我和他们俩替不同的老板干活,时间总会岔开,背后他们干了什么我没法知道;而且,上次他们俩诡秘地出门找了一趟女人之后,就结成了更加牢靠的联盟,说话时习惯了你唱我和。慧聪说他懂,一起扛过枪的,一起同过窗的,还有一起嫖过娼的,会成铁哥们儿。好吧,那他们搞到鸽子到哪里煮了吃呢?

  慧聪不主张瞎猜,一间屋里住的,乱猜疑伤和气。行健和米箩也一本正经地跟我保证,除了那七只,他们绝对没有对第八只下过手。

  我和慧聪又追着鸽子跑。锻炼身体又保护小动物,完全是两个环保实践者。我们俩把北京西郊的大街小巷都跑遍了,鸽子还在少,雪还没有下。白天他去各个广场和景点放鸽子,晚上我去马路边和小区里打小广告,出门之前和回来之后都要清点一遍鸽子。数目对上了,很高兴,仿佛逃过了劫难;少了一只,我们就闷不吭声,如同给那只失踪的鸽子致哀。致过哀,慧聪会冷不丁冒出一句:

  “都怪鸽子营养价值高。我刚接手叔叔就说,总有人惦记鸽子。”

  可是我们没办法,被惦记上了就防不胜防。你不能晚上抱着鸽子睡。

  西伯利亚寒流来的那天晚上,风刮到了七级。我和行健、米箩都没法出门干活,决定在屋里摆一桌小酒乐呵一下。石头剪刀布,买酒的买酒,买菜的买菜,买驴肉火烧的买驴肉火烧;我们在炉子上炖了一大锅牛肉白菜,四个人围炉一直喝到凌晨一点。我们根据风吹门后的哨响来判断外面的寒冷程度。门外的北京一夜风声雷动,夹杂着无数东西碰撞的声音。我们喝多了,觉得世界真乱。

  第二天一早慧聪先起,出了屋很快进来,拎着四只鸽子到我们床前,苦着一张小脸都快哭了。四只鸽子,硬邦邦地死在它们的小房间前。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出来的,也不知道它们出来以后木盒子的门是如何关上的。喝酒之前我们仔细地检查了每一个鸽子房,确信即使把这些鸽子房原封不动地端到西伯利亚,鸽子也会暖和和地活下来的。但现在它们的确冻死了,死前啄过很多次木板小门,临死时把嘴插进了翅膀的羽毛里。

  “你听见他们起夜没?”我问慧聪。

  “我喝多了。睡得跟死了一样。”

  我也是。我担保行健和米箩也睡死了,他们俩的酒量在那儿。那只能说这四只鸽子命短。扔了可惜,米箩建议卖给我们煮了吃。我赶紧摆手,那几只鸽子我都认识,如果它们有名字,我一定能随口叫出来,哪吃得下。慧聪更吃不下,他把鸽子递给行健和米箩,说随你们,别让我看见。然后走到院子里,蹲在鸽子房前,伸头看看,再抬头望望天。

  拖拖拉拉吃完了早饭,已经十点半,慧聪驮着他的两笼鸽子去西直门。行健对米箩斜了一下眼,两人把死鸽子装进塑料袋,拎着出了门。我远远地跟上去。我知道西郊很大,我自以为跑过了很多街巷,但跟着他们俩,我才知道我所知道的西郊只是西郊极小的一部分。北京有多大,北京的西郊就有多大。

  拐了很多弯,在一条陌生的巷子里,行健敲响了一扇临街的小门。这是破旧的四合院正门边上的一个小门,一个年轻的女人侧着半个身子探出门来,头发蓬乱,垂下来的鬈发遮住了半张白脸。她那件太阳红的贴身毛衣把两个乳房鼓鼓囊囊地举在胸前。她接过塑料袋放到地上,左胳膊揽着行健,右胳膊揽着米箩,把他们摁到自己的胸前,摁完了,拍拍他们的脸,冷得搓了两下胳膊,关上了门。我躲到公共厕所的墙后面,等行健和米箩走过去才出来。他们俩在争论,然后相互对击了一下掌。

  我对他们俩送鸽子的地方的印象是,墙高,门窄小,墙后的平房露出一部分房顶,黑色的瓦楞里两丛枯草抱着身子在风里摇摆。听不见自然界之外的任何声音。就这些。

  谁也不知道鸽子是怎么少的。早上出门前过数,晚上睡觉前也过数,在两次过数之间,鸽子一只接一只地失踪了。我挑不出行健和米箩什么毛病,鸽子的失踪看上去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,他们甚至把弹弓摆在谁都看得见的地方。宝来在的时候他们就不爱带我们俩玩,现在基本上也这样,他们俩一起出门,一起谈理想、发财、女人等宏大的话题。我在屋顶上偶尔会看见他们俩从一条巷子拐到另外一条巷子,曲曲折折地走到很远的地方。当然,他们是否敲响那扇小门,我看不见。看不见的事不能乱猜。

  鸽子的失踪慧聪无计可施。“要是能揣进口袋里就好了,”他坐在屋顶上跟我说,“走到哪儿我都知道它们在。”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,越来越少是必然的,这让他满怀焦虑。他二叔已经知道了这情况,拉下一张公事公办的脸,警告他就算把鸽子交回去,也得有个差不多的数。什么叫个差不多的数呢?就眼下的鸽子数量,慧聪觉得已经相当接近那个危险而又精确的概数了。“我的要求不高,”慧聪说,“能让我来得及看见一场大雪就行。”当时我们头顶上天是蓝的,云是白的,西伯利亚的寒流把所有脏东西都带走了,新的污染还没来得及重新布满天空。

  天气预报为什么就不能说说大雪的事呢。一次说不准,多说几次总可以吧。

  可是鸽子继续丢,大雪迟迟不来。这在北京的历史上比较稀罕,至今一场像样的雪都没下。慧聪为了保护鸽子几近寝食难安,白天鸽子放出去,常邀我一起跟着跑,一直跟到它们飞回来。夜间他通常醒两次,凌晨一点半一次,五点一次,到院子看鸽子们是否安全。就算这样,鸽子还是在丢。与危险的数目如此接近,行健和米箩都看不下去了,夜里起来撒尿也会帮他留一下心。他们劝慧聪想开点儿,不就几只鸽子嘛,让你二叔收回去吧,没路走跟我们混,哪里黄土不埋人。只要在北京,机会迟早会撞到你怀里。

  慧聪说:“你们不是我,我也不是你们;我从南方以南来。”

  终于,一月将尽的某个上午,我跑完步刚进屋,行健戴着收音机的耳塞对我大声说:“告诉那个林慧聪,要来大雪,傍晚就到。”

  “真的假的,气象台这么说的?”

  “国家气象台、北京气象台还有一堆气象专家,都这么说。”

  我出门立马觉得天阴下来,铅灰色的云在发酵。看什么都觉得是大雪的前兆。我在当代商城门前找到慧聪时,他二叔也在。林家老二挺着啤酒肚,大衣的领子上围着一圈动物的毛。“不能干就回家!”林家老二两手插在大衣兜里,说话像个乡镇干部,“首都跟咱老家不一样,这里讲究适者生存、优胜劣汰。”慧聪低着脑袋,因为早上起来没来得及梳理头发,又像雷震子一样一丛丛站着。他都快哭了。

  “专家说了,有大雪。”我凑到他跟前,“绝对可靠。两袋鸽粮。”

  慧聪看看天,对他二叔说:“再给我两天。就两天。”

  回去的路上我买了二锅头和鸭脖子。一定要坐着看雪如何从北京的天空上落下来。我们喝到十二点,慧聪跑出去五趟,一粒雪星子都没看见。夜空看上去极度的忧伤和沉郁,然后我们就睡了。醒来已经上午十点,什么东西抓门的声音把我们惊醒。我推了一下门,没推动,再推,还不行,猛用了一下劲儿,天地全白,门前的积雪到了膝盖。我对他们三个喊:

  “快,快,大雪封门!”

  慧聪穿着裤衩从被窝里跳出来,赤脚踏入积雪。他用变了调的方言嗷嗷乱叫。鸽子在院子里和屋顶上翻飞。这样的天,麻雀和鸽子都该待在窝里哪也不去的。这群鸽子不,一刻也不闲着,能落的地方都落,能挠的地方都挠,就是它们把我们的房门抓得嗤嗤啦啦直响。

  两只鸽子歪着脑袋靠在窝边,大雪盖住了木盒子。它们俩死了,不像冻死,也不像饿死,更不像窒息死。行健说,这两只鸽子归他,晚上的酒菜也归他。我们要庆祝一下北京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。收音机里就这么说的,这一夜飘飘洒洒、纷纷扬扬,落下了三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。

  简单地垫了肚子,我和慧聪爬到屋顶上。大雪之后的北京和我想象的有不小的差距,因为雪没法将所有东西都盖住。高楼上的玻璃依然闪着含混的光。但慧聪对此十分满意,他觉得积雪覆盖的北京更加庄严,有一种黑白分明的肃穆,这让他想起黑色的石头和海边连绵的雪浪花。他团起一颗雪球一点点咬,一边吃一边说:

  “这就是雪。这就是雪。”

  行健和米箩从院子里出来,在积雪中曲折地往远处走。鸽子在我们头顶上转着圈子飞,我替慧聪数过了,现在还勉强可以交给他叔叔,再少就说不过去了。我们俩在屋顶上走来走去,脚下的新雪蓬松温暖。我告诉慧聪,宝来一直说要在屋顶上打牌打到雪落满一地。他没等到下雪,不知道他以后是否还有机会打牌。

  我也搞不清在屋顶上待了多久,反正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。那会儿行健和米箩刚走进院子。我们从屋顶上下来,看见行健拎着那个装着死鸽子的塑料袋。

  “妈的她回老家了。”他说,脚对着墙根一阵猛踹,塑料袋哗啦啦直响,“他妈的回老家等死了!”

  米箩从他手里接过塑料袋,摸出根烟点上,说:“我找个地方把鸽子埋了。”

  《收获》2012年第5期

【如果大雪门封】全文完